1980年4月15日上午9时，一个50多岁的女人走进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中华路营业部。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块扁方形的金块，递进收购金银的7号窗口。
这时，一个50多岁的男子，坐在角落里，悄悄注视着。
银行营业员管凤昆接过金块，用手一掂，有3斤多重；一看，金块一边有切割的痕迹。他用试金石验了一下，成色在99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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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着多年收购金银经验的管凤昆脑中翻腾起来：“这金块成色很高，形状特殊，不象民间所有，却象工业用黄金。哪些工厂可以有呢？19年前，516厂丢过黄金……”
他一面思索，一面凿开金块，继续检验。
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警惕性，促使管凤昆向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使了个深有用意的眼色。刘国臣过来看了金块，也觉得不同寻常，马上去给工商局和平区管理所打了电话。
管凤昆用大天平称了金块，重1826克多。按市价每克黄金13元计算，这金块共值2.3万多元。管凤昆对那女人说：“你这钱不少啊，在银行储蓄吧。”
那女人点点头，然后到8号窗口，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2.3万元的定期储蓄，连同剩下的65元多的零钱，一起装进手提包中。
那个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子，看到钱已到手，情况正常，悄悄地离开了。
这时，刘国臣来到那个女人身边，劝她到办公室喝口水，休息一下。
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已经来到，乘此机会和她随便聊天：“你带了这么多钱，路上怎么走？要不要银行派人送你回家？”
那女人一口回绝：“不用了，我是坐火车从苏家屯来的，市里有亲戚。”
夏玉环随口问她亲戚在哪里住，那女人神色有些不大自然，不肯说地址，只说坐13路车就可以到。夏玉环觉得这女人形迹可疑，给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打了电话。
九点半，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电话。10分钟后，他和分局3名同志一起赶到银行。经过询问，那女人说她叫黄淑珍，是沈阳郊区苏家屯公社的社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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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广军马上和苏家屯派出所联系，回答是没有这个社员。
分局同志的态度严厉起来，问黄淑珍：“你为什么撒谎？你究竟住在哪里？”
黄淑珍紧张起来，不得不说出她家的真实地址：大东区小河沿路学工里6楼2幢54号。
又一个电话打了过去，查明户主叫关庆昌，是516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。
李广军当机立断，把黄淑珍带回分局。
黄淑珍更加紧张，两眼发直，不住地喝水，一口咬定金子是她爷爷留下来的。李广军召开紧急会议，果断地决定，立即派人搜查黄淑珍的家里。
经过四小时紧张、仔细的搜查，终于从黄淑珍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长方形木匣中，搜出九块黄金，加上黄淑珍拿到银行的一块，共807两，正是19年前516厂失窃的全部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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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在银行角落里观察形势的那个男子，就是关庆昌。他看到23000多元顺利存入银行，放下了心，赶回工厂上班。下午四点，关庆昌正在工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。工厂保卫科长叫他到会议室。关庆昌推开门，只见两位穿民警制服的人，他的脸色变了，但仍然狡辩，说黄金是他爸爸留下的。
公安分局依法拘留了他。当公安局的同志把搜出的八百零七两黄金摆到桌上时，他额间冒出冷汗，不得不供认十九年前作案的经过。
关庆昌时年54岁，1949年到516厂当电工，1960年被提拔为计划科副科长，他给人的印象是“老实”、“肯干”、“处事谨慎”、“有业务能力”。然而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。解放前他是敌伪工厂的职员，当过蒋军上士文书，长期混迹于破烂市场的生涯，构成了他贪婪、投机、伪善、冒险的内心世界，一遇到适当气候，就发作起来。
六十年代初期，他和在五一六厂金电解小组当工人的老婆合计：“偷它一批金子，就可以发一笔大财！”
1961年初，黄淑珍在关庆昌的指使下，利用工厂管理不严的空隙，先后从工段偷出金挂钩、金疙瘩和金耳子各一个。关庆昌觉得“不解渴”。他要寻找机会，亲自下手，“偷就偷它个实惠的”。
1961年3月16日下午，他进入成品包装组窥探情况，看到了装黄金的木箱堆放在地上。作为计划科副科长，他知道当时库房已满，厂领导决定这批成品由包装组直接装车出厂。包装组铁门上锁，难以进去，但隔壁就是压延工段，中间只有一堵木板墙。这两个部门夜间都停产无人，这可是下手的好机会。
3月17日，关庆昌查阅了生产日报，看不出那批黄金是否入库，又不敢再去包装组，便叫黄淑珍去那里看看，那批黄金还在不在。
3月18日，星期六。关庆昌下班后急急回家。黄淑珍告诉他：“还在，用苫布蒙着。”
当时，天正下着小雨。关庆昌披上雨衣，带着羊角锤、绳子和手套，进入工厂，先把这些东西藏在办公室里，然后赶到工厂浴池洗澡。洗澡时，他故意和一些熟人大声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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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浴池出来，天已大黑。关庆昌到办公室取了羊角锤和绳子，穿上雨衣，戴上手套，直奔压延工段。撬坏木板间壁，钻进了包装组。他摸到苫布，搬下一个木箱，撬开箱盖，取出两个金锭，用绳子绑在一起，挎在脖子上，掖在裤腰里，外面是棉袄、雨衣。他摸黑出了工厂，赶回家里，把金锭藏在装刨花的筐底。
几分钟后，他赶到工厂俱乐部参加周末舞会，和工会主席、检查科长等翩翩起舞。散场后，他拉着一些熟人一道回家，边走边批评一个同志不该和爱人吵架。
3月19日，星期天，全厂休息。上午，关庆昌理了发。下午，他把金锭藏在做饭用的炉子的落灰膛里。
3月20日，星期一早晨，包装组工人上班后，发现黄金被盗。失窃的两个金锭重807两，成色在99.9%以上，当时价值141000多元。这起大案立刻惊动了全厂，震动了全市。
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，发现和提取了钉有胶掌的鞋印。这一情况，关庆昌当天就知道了。他晚上回家，立刻把脚穿的钉胶掌的棉鞋底割下来，找出一双没钉掌的单鞋，割下单鞋底，让他老婆连夜绱到了棉鞋帮上，又把割下的棉鞋底和单鞋帮一起塞到炉膛烧掉。第二天，他照常穿着那双“留帮换底”的棉鞋上班。
公安人员认定作案工具是羊角锤，关庆昌也很快知道了。他把羊角锤扔到公共厕所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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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案人员找他谈话，问他星期六下班后的情况。他把进厂洗澡时和谁谈话，到俱乐部和谁跳舞，和谁一起回家，讲得头头是道。他把作案时的“20分钟”，说成“到理发店理发，走了两家没理上，星期天才去理的发”。
显然，这关键性的“20分钟”没有任何证明，是很大的漏洞，但专案人员看到他新理了发，便信以为真。
有关关庆昌的卷宗上，歪歪斜斜地写着“新提拔的中层干部，无作案因素。”因此，尽管当时抽调了大批人员，组成了庞大的破案指挥部，但由于工作上的失误，终于使狡猾的犯罪分子关庆昌滑了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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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庆昌确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。从1961年作案以后的这19年时间里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风浪，不但保存了自己，而且骗取了更大的信任。
1972年，工厂把他从车间调到财务科当成本员。他今天递一份“入党申请”，明天送一份“思想汇报”，处处显示他“紧跟形势”、“工作积极”。每天早晨，不到七点就进厂工作，扫地，打水，把科长的桌子擦得溜光净亮，烟灰缸洗得干干净净。科里有同志要请假探亲，科长不同意，他给说情，“自告奋勇承担两个人的工作”。厂里上上下下，都说他是个“好人”。
1974年，他终于被“纳新”入党，还当了工厂的“先进工作者”。
1977年，他还提了级，涨了工资。
关庆昌靠着这样的伪装，闯过了一关又一关。
1980年初，更传说厂里要提拔他当副厂长，要派他到广州去参加重要会议。关庆昌踌躇满志，自以为从此平安无事了。只是，这八百两黄金“吃不了、用不了、卖不了、花不出”，这却难坏了关庆昌，
为藏赃、销赃逃避人民的法网，他心惊胆战地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绞尽脑汁，描绘画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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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，他住在工厂宿舍的三楼，已把金锭砌在了炉膛里。以后，他怕修房被人发现，主动与别人换房。1964年，他搬到小平房住，把金锭装在坛子里，埋在地底下，一埋埋了十五年。
1979年初，工厂分配他一套新房。他让老婆、孩子先搬过去，自己留在小平房，花了十几个晚上，把金锭剁成金块：他砌了一个炉子，买了钳锅，从工厂偷焦炭，从邻居家借了手摇吹风机。他取出剁开的一块金子，加进一个银镯（这是为了降低金子的品位），开始熔化黄金。因为温度不够，熔了两次都失败了。
1979年8月19日，他趁刘副厂长去北京开会之机，找到冶炼车间主任，谎说：“市银行给副厂长来电话，说有一位越南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带回一块金子，由于成色不匀，市银行不好划价，求咱们厂重新熔炼一下。刘副厂长已答应了，请你给安排一下。”
第二天，关庆昌把没溶好的金坨子带到工厂，由车间主任陪着来到熔化班，既没有下生产通知单，又没有收生产加工费，也没有银行来的监熔人，就把这块金坨子放进工作的高频电炉，熔化成形后，变成条状的成色均匀的金块。但仍有六斤多重，不好出手。关庆昌把金块藏在办公桌内，从车间借来扁铲，连续剁了四、五个晚上，把金块一分为二，带回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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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3月，国家提高了收购金银的价格。
4月10日，关庆昌和黄淑珍一起到中华路银行营业部观察情况。他看到出售金银的人很多，不用任何手续。他对老婆说：“是时候了，该出手了。”
4月14日，他从附近储蓄所要了七张定期储蓄单，给黄淑珍、三个儿子、一个孙子、一个孙女各填了3000元的存单。
4月15日清晨五点钟，他送黄淑珍到市银行门前排队。他急急赶回工厂上班，放心不下，又溜到银行，看到黄淑珍拿到钱，才回工厂。
关庆昌没有想到，做了19年的黄金梦，转眼化为泡影。夫妻双双落入法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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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讯传到516工厂，全厂一片欢腾。多少职工当天就买馅包饺.子，多少老伙伴聚在一起举杯祝贺。人们为19年的大案终于破获而高兴，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坏蛋，不管他怎样狡猾，如何伪装，隐藏得多么深，终将难逃人民的法网，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
1980年5月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关庆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判处同案犯黄淑珍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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